在「非地方」展演:新加坡樟宜機場第四航站的文化遺址區

[專題評論] 在「非地方」展演:新加坡樟宜機場第四航站的文化遺址區

作者:張釋(Sus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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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機場第四航站內的文化遺產展區。(Photo credit: Arista)

萬眾矚目的新加坡樟宜機場第四航站(Changi Terminal 4)在今(2017)年十月底正式營運啟用。該航站雖然比前三個航站還要小,但其採用高科技的自助登機系統與自動安檢等設施,讓樟宜成為「全世界最聰明的機場」。目前的綠能設計以及預計於2018年營運的「星耀樟宜」計畫(Jewel Project)均配合國家公園局的標語「讓新加坡成為我們的公園(Let’s make Singapore our garden)」,也將規劃室內森林以及登山步道,希望讓整個航站耳目一新。

然而,新航站最特別的莫過於出境到轉機區的「文化遺產展區」(Heritage Zone)。該展區是樟宜機場集團首次與新加坡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合作的作品。該區以1880至1950年代獨有的店屋外觀作為佈景,並輔以雲端投影技術,定時展演新加坡資深音樂人李迪文(Dick Lee)創作的迷你音樂劇《娘惹之戀(Peranakan Love Story)》,述說1930年代,海峽殖民時期,兩個音樂家的愛情故事。同時,亦設有與國家文物局共同規劃的「峇峇娘惹展廊」(Peranakan Gallery),旅客則能在展區中看到由國家文物局所借出的歷史文物,介紹峇峇娘惹的起源,並透過服飾、生活用具、建築風格等說明峇峇娘惹的文化獨特性。

樟宜並非第一個嘗試將「非地方」設計成國家文化與意識延伸的空間,如韓國的仁川機場內設置「韓國傳統文化體驗中心」,讓旅客可免費體驗韓服、手做傳統韓國工藝,並安排定時的「王室出遊」展演。又如於荷蘭史基浦機場的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分館( Rijksmuseum Schiphol),則是全世界唯一一間位於境外的「國立」博物館。該館展出十件荷蘭黃金時代的大師作品,例如:Frans Hals, Johan Baarthold Jongkind, Jan Toorop和Karel Appel。透過繪畫中的各種人物、主題和景致,讓旅客在「入境」前荷蘭便可以看見荷蘭的專屬意向。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在機場規劃展示的目的?又如何解釋展示土生華人的意義?

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é認為如機場、旅店等轉運、中繼空間不具備「地方」對於社會的意義,這些「非地方(non-lieu)」則是相對於人類學中有關係、歷史與認同的「地方」。英國地理學家Peter Adey分析機場如何成為展演「飛行景觀(spectacle of flight)」的空間,認為機場的觀景空間為其「居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放鬆、注視、觀察、玩耍與學習。這些居民在實踐移動的過程中,成為了消費與建造航空移動的觀賞者(spectator)。

而任教於戲劇與表演研究所的Fiona Wilkie在Performanc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Making Passage一書中,試圖解開人們通過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與環境,時間和空間發展深刻的關係,指出航空與飛機的意象自1920-30年代開始,便象徵著國力與科技的競賽,也是自由與控制的同時展現。當今的人們將「非地方」和「零時空」變成夢想中的逃跑之路:人們便在這夢中的大道、天際線和海底的大道留下足跡。

再回到峇峇娘惹展廊,「Peranakan」一詞源於馬來話,在十九世紀的馬來半島被用來指涉「外國男性與本地女性通婚後」的後代,而「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則是與更晚到來的中國移民「新客」作區別。新加坡在建國初期,試圖使其族群的民族關係產生斷裂,並以新加坡的國民身份取而代之。

而這個過程,包括涵納那些無法被明確分類到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的群體,尤其是那些特殊的、具有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y)的群體。學者如John Clammer表示,許多土生華人被正式的涵化到華人的群體中,而他們的傳統文化則被視為是「過去的,並非能作為未來新加坡身份認同的榜樣」。然而,在今天土生華人被視為是獨特的傳統文化,被視為在追朔根源中,適合統合新加坡認同的歷史文化。

這樣的展示被放在「非地方」的意義是什麼?首先,在當今社會中,網路等許多跨國界的媒介使得「地方」與「非地方」出現重疊,人們在移動、跨越的過程中形造自己的空間。認同對應的空間不再是固定的「地方」時,國家勢必要找出將治理空間延伸到「固定」疆界之外的新方法。

其次,機場治理的機制同時也區分了「我」與「他者」。透過出入境的管理、將人們貼上許多不同的標籤並進行分類。移動(Mobility)在此便不僅僅是到達另一個地方的過程,而是一個讓我們能重新想像空間、地方、時間的過程,更是讓在社會中許多隱形的不公正、政治的、不平等的規範得以放大化的展現。土生華人的融合身份被收編到華人的族群分類下,當今的移民在緊縮移民政策下被進行標籤分類,峇峇娘惹展廊在機場成為了當今移動者的歷史對照,似乎在說著「人人都歡迎到這個由移民建構起的國家」,卻又在跨國者入境後向其提出的「本地優先」的附加條件。

未來,只會出現更多的峇峇娘惹、更多混沌的身份(hybrid identity)、更多無法被現有標籤分類的跨界者,而峇峇娘惹展廊做為被展示的景觀,卻在旅人來回的航站中,反凝視著移動者的身影,更反凝視著全球化架構下國家政策在「新加坡夢(Singapore Dream)」與「新加坡製造(Made in Singapore)」兩端搖擺。


參考資料

  • Adey, P. 2010. Aerial Life: Spaces, Mobilities, Affect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Augé, M.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Clammer, John. 1998. Race and State in Independent Singapore 1965-1990.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luralism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Singapore: Ashgate.
  • Hardwick, P. A. 2008. ‘Neither Fish nor Fowl’: Constructing Peranakan Identit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ingapore. Folklore Forum 38(1): 36-55.
  • Wilkie, F. 2015. Performanc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Making Passage.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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