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元人」（ชาวญวน, Chao Yuan）？泰國越僑記事
作者：法蘭克 （遊四方）
華文世界讀者對於泰國的華人元素應該不陌生，尤其泰國飲食文化很大部分受到中國南方潮州移民的影響，讓「粿條」（ก๋วยเตี๋ยว, kuay tiaw）、「薄皮」（ปอเปี๊ยะ, po piah）和「餃」（เกี๊ยว, kiaw）一類的菜式成為泰式料理一部分，再加上吞武里王朝的達信（ตากสิน, Taksin）大帝以及當今卻克里王朝開國君主拉瑪一世都有華裔血統，並且冠上中文姓名，華人文化可以說已經和泰國融合在一起。
大家可能都聽過達信大帝在1767年建立吞武里王朝後，曾以「鄭信」之名向清朝乾隆皇帝請求冊封，但你可能不知道達信精通越南語，甚至還取了越南名「鄭國英」（Trịnh Quốc Anh）；在那個年代學習外語的人，多半是為了商業和政治目的，以達信大帝年輕時學習越南語的經歷來看，不難推測當年的暹羅土地上應該住著不少來自當時稱為「安南」國度的人民。
16世紀安南人的離散（Diaspora）
就像華人移居海外一樣，安南人前往暹羅也有推力和拉力。16世紀中葉以後，越南後黎朝（nhà Hậu Lê）國力日衰，朝臣弄權和地方勢力割據更使朝廷控制力不斷下降，直到19世紀初阮福映（Nguyễn Phúc Ánh）統一全境成立阮朝（nhà Nguyễn）以前，這片土地長年處在南北分裂以及農民起義的動亂之中，以致不少安南人向海外避難。
除了國內動亂因素外，國際上，16世紀的歐洲人正醉心地理大發現，順道開拓海上貿易路線，除了運回東南亞的香料之外，也從中國買回歐洲貴族喜歡的青花瓷。從歐洲繞過非洲好望角，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澳門的海運貿易線上，暹羅的「大城」和安南的「會舖」（Faifo，今日越南會安【註】）都是重要的中繼站。尤其在明末清初斷斷續續的「海禁」政策下，安南的地位更加重要。譬如1717年清康熙皇帝頒布針對南洋的海禁政策下，只讓福建商人前往日本、琉球和安南三地通商，因此許多沿海商人藉口前往安南，實則航向暹羅或是巴達維亞。貿易和隨之而來的利潤，或許也是安南人離鄉背井的動力之一。
歐洲商人在世界各地尋找商機的同時，傳教士們也沒閒著。16世紀初，歐洲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除了「新教」出現外，原本的「舊教」也開始進行內部改革，舊教也就是今天通稱的天主教。天主教內部改革時，出現了著名的耶穌會，耶穌會的宗旨除了強調守貞原則和尊崇羅馬教皇之外，也試圖搭上葡萄牙與西班牙地理大發現的順風車，在美洲新大陸和神秘東方開拓廣大的「藍海市場」， 積極推動海外佈道。法國的天主教社群不甘示弱，在1660年左右成立「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成為天主教在安南及暹羅佈道的重要機構之一，MEP的創始人中，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朗培・德拉莫特（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和陸方濟（François Pallu）三人對這兩個中南半島的文明影響深遠。亞歷山大・德・羅德為了增加在安南傳教的效率，苦心研修越南語，今日越南語以拉丁字母為拼音基礎的「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就是依據他所編纂的《越葡拉詞典》（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 Từ điển Việt–Bồ–La）所發展出來。
至於朗培・德拉莫特和陸方濟兩人，則前往暹羅奠定傳教基業，隨著暹羅的信徒逐漸增加，這兩位傳教士向暹羅當時的統治者那萊大帝（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 King Narai the Great）請求在大城設立一座天主教堂，那萊大帝也希望透過傳教士獲得西方知識及科技，便將大城南邊安南人社群的居住地圈出一塊給予朗培・德拉莫特和陸方濟，兩人便開始著手興建聖若瑟堂（วัดนักบุญยอแซฟ, St. Joseph Church），這座教堂在1669年成為暹羅宗座代牧區（Vicariat apostolique）的基地。兩位神父在暹羅完成任務之後，朗培・德拉莫特前往安南擔任主教，陸方濟則在1683年受命前往福建擔任中國教區主教，不幸在途中被明末統治台灣的鄭克塽海軍俘虜，陸方濟還在台灣待了幾個月後，才因為鄭氏出降而輾轉抵達福建。
雖然沒有詳細的文字記載安南人在大城王朝時期移居暹羅的紀錄，但是如果從上述16世紀的全球貿易路線和耶穌會士在亞洲地區的活動來看，他們一定都需要通譯或是船夫，從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很合理的假設，安南人正是隨著這些留名青史的人物前往暹羅生活，甚至落腳生根。
安南王子的復仇@暹羅
安南人移居暹羅的歷史中，較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前面提到創建阮氏王朝的阮福映，他其實是17世紀叱吒中越風雲的「廣南國」後裔。當時，安南統治君主雖然姓黎，但實際上朝廷被兩大宗氏把持，史稱鄭阮紛爭（Trịnh Nguyễn phân tranh），北方後黎朝君主是鄭主的魁儡，南方的阮主則統管今日廣南省和峴港一帶，雙方以中越淨江（sông Gianh）為界相互抗衡，前文提到的安南「會舖」控制權在南方阮主手中，具有國際貿易上的優勢，西方人多以「廣南國」稱阮主政權。
廣南國在17世紀和18世紀之交擴張領地，甚至和暹羅兵戎相向，爭奪柬埔寨王室的控制權，可說輝煌一時。然而後期政治腐敗，引發當時歸仁府西山邑的三位阮姓兄弟率領農民起義，史稱「西山三傑」，三位兄弟推翻廣南國和北邊鄭氏政權後，於1778年建立了「西山朝」（nhà Tây Sơn）。廣南國雖被西山朝推翻，但後人阮福映得已脫逃，最後前往暹羅，獲得達信大帝以及卻克里王朝開國君主拉瑪一世的庇護。
阮福映帶著舊部一行約莫三千人的隊伍前往卻克里王朝首都「望閣」（Vọng Các，舊時越南語對曼谷的稱呼），1783年獲得甫建立卻克里王朝的拉瑪一世安排，在今天曼谷皇城北方的邦坡（บางโพ, Bang Pho）落腳。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安南人將他們的大乘佛教信仰帶入了暹羅，直到今天，邦坡還有一間廣福寺（chùa Quảng Phước），便是當年安南移民所建立。廣福寺的泰文是อนัมนิกายราม（Annam Nikayaram），名中隱含著「安南」（Annam）字樣，那是卻克里王朝第四代君主所敕賜，特別以อนัมนิกายา（Annamnikaya）來稱安南人的大乘佛教信仰，同時也用來招撫從遠方作客的安南皇族，越南語譯為「安南宗」（An Nam tông）。
阮福映在曼谷養精蓄銳一段時間後，趁著西山朝內亂帶著暹羅和西式軍隊打回安南，在1802年統一全境建立阮朝，完成王子的復仇。阮福映的西式軍隊來自一位名叫「百多祿」（Bá Đa Lộc，原名Pierre Joseph Georges Pigneau，Pierre在葡萄牙文為Pedro，百多祿便是用葡萄牙文的諧音來取越南名）天主教士的幫忙，這位法國傳教士也是隸屬於MEP。藉著阮福映與法國天主教士的互動，一部分屬於天主教徒的安南人聚集到曼谷律實縣的「三盛」（สามเสน, Samsen）一帶。
三盛早在大城王朝就已經是曼谷地區的天主教社群基地，那萊王在1674年同意葡萄牙教士修建教堂，當地人稱為「小教堂」，和法國人當時在大城建的聖若瑟堂遙望。阮福映的兒子阮福皎（Nguyễn Phúc Kiểu）在1820年繼位為「明命帝」（Minh Mạng）後不久，一反過去他父親對天主教親善的態度，展開嚴厲的禁教政策，被迫害的安南天主教徒因此大規模湧入三盛地區，聚集在「小教堂」周邊，安南移民曾在1834年翻修原本的「小教堂」，並且改名為「元村教堂」（โบสถ์บ้านญวน, Bot Ban Yuan）。「元」（ญวน, Yuan）就是越南語「阮」（Nguyễn）的泰文諧音，由於當時從17世紀的廣南國，到18世紀農民起義的西山朝，甚至最後在19世紀建立的阮朝，統治者都姓阮，可能因此泰文用「元人」（ชาวญวน, Chao Yuan）來稱呼安南人。安南移民在此逐漸形成一股力量，1939年改地名以前，這區叫做「三盛元村」（บ้านญวนสามเสน, Ban Yuan Samsen），足見當年安南移民影響力。
從今天三盛路11巷和13巷往裡走去，能看到高聳的「聖母無染原罪堂」（Conception Church），那是1847年從「元村教堂」改建的，巷弄裡的神學校和神父宿舍，構成天主教社區，每週日趁著做禮拜之際，越南風味的市集也會趁勢匯聚，雖然2020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而冷清不少，但仍能嗅到一絲絲「安南」的味道。
聚首「甄本」
除了「望閣」以外，安南有很多先民都聚集在今天接近柬埔寨的莊他武里府。此地依山傍水，獲得各族群的喜愛。最初有「闖族」（Chong）的原住民居住，有些研究甚至認為是高棉帝國的先祖。闖族稱此地為（จันกะบูย, Chankabui），暹羅人以諧音「月城」（จันทบุรี, Chantaburi）命名，暹羅的達信大帝為了避免全軍覆滅，在緬甸大軍於1767年攻克大城之前，就先率兵前往莊他武里鞏固勢力，厲兵秣馬後才回師收復曼谷。1893年的法國與暹羅爆發「北欖海戰」時，法國軍隊也佔領此地，有鑑於此處不小的安南天主教社群，法國人便在1909年建造了「聖母無染原罪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不單是闖族、暹羅人和法國人喜歡這塊秘境，安南移民也是如此。根據有文字的紀錄顯示，信奉天主教的安南人可能在18世紀初移入莊他武里，並且在1711年建造第一間教堂。越南史籍則以「甄本」（Chân Bôn）稱莊他武里。如前所述，1820年代安南「明命帝」迫害天主教徒，其中一批天主教移民則前往「甄本」；到了1920年代法國殖民安南時期，反殖民政府革命人士來到此地避難；最後，1975年北越攻陷南越首都後，也有不少南越「船民」前往「甄本」定居。「甄本」的安南社群日益茁壯，除了天主教勢力之外，大乘佛教信徒也相當可觀，尤其安南人和華人的宗教信仰相似，「安南宗」的寺廟有時和華人寺廟難以區辨。「甄本」有一座名為福田寺（chùa Phước Điền, Wat Khetnabunyaram）的安南宗廟宇，雖然牌坊上刻有越南語字樣，但寺內供奉關公、財神爺，顯示安南人及華人的信仰基本上相互通用。
雖然華人跟安南人在暹羅的土地上相互依存融合，但是他們都飲水思源。拉瑪六世在1912年頒布《姓氏法》規定全國人民不論種族都要冠上泰文姓，我們熟知華裔移民會在泰文姓中暗藏玄機，像是Saewong這個姓就顯示他的祖先可能姓王或姓黃。安南人也一樣，泰文姓氏藏著祖先密碼，今天泰國人名字以Anam開頭的，像是Anamnart（อนามนาถ）或Anampong（อนามพงษ์）等姓，很有可能祖先輩就是來自安南。
自由國度裡的越南移民
1939年時，民族主義和世界大戰主宰全球人類的命運，暹羅將自己的國名改為「泰國」（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Prathet Thai），從字面上看，有「自由國度」之意，另一方面又將國家凝聚在「泰民族」的大纛之下。為了奪回曾經割讓給法國殖民政府的領土，泰國決定攻擊法國殖民政府，並且與軸心國日本結盟，正式參與世界大戰。中南半島的另一端，越南胡志明也正在四處奔走，希望趁著亂世完成越南民族獨立的希望。
二戰結束後，躲藏在越南北部山區的胡志明率領越共勢力進逼河內，在巴亭廣場發表獨立宣言，宣告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即北越）。獨立之後，胡志明深感外交的重要性，表示要「向世界打開一扇門」（Phải mở cho được một cửa ngõ ra thế giới）。1946年8月，北越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外交使節團派到了曼谷，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駐東南亞代表團」（Phái đoàn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Dân chủ Cộng hoà tại Đông Nam Á）。沒錯！越共建政後的第一個外交駐外單位就是在泰國，北越政府在蘇聯和中國這兩位老大哥的境內設立大使館，已經是1952年以後的事了。
這個代表團後來改名「使節館」（Phái viên quán，漢越語為派員館），試圖逐步提升外交地位，並且把館舍搬到「沙吞」（สาทร, Sathorn）這條許多國家外交使館林立的大馬路上（遙想當年台灣駐泰國代表處也是在此區）。可惜，由於共產與資本主義的摩擦日益激烈，泰國政府在1950年承認南越保大皇帝政權，越共黨中央在1951年8月下令撤離「使節館」，北越的第一個駐外機構就此完成階段性任務。「使節館」舊址今天已成為知名泰國按摩連鎖店Health Land的沙通門市，但是還能從建築外觀一窺當年北越外交代表團的風采。
隨著越戰升溫，泰國政府擔心共產黨赤化意圖蔓延到境內，尤其當越共支持寮共「巴特寮」（Pathet Lao, ປະເທດລາວ）攻擊寮國皇室時，更坐實了泰國的擔憂，因此千方百計要將越南人趕回他們自己的家鄉；剛好，當時的北越政府也希望透過接回海外越僑來壯大共產勢力，並且在國際上宣傳北越才是代表越南人民的政府。兩國政府一拍即合，雖然沒有了「使節館」，但雙方透過紅十字會展開越南人「自願回鄉」（hồi hương tự nguyện）作業，名為自願回鄉，但其實也是半推半就。總之，從1960年到1962年，總共約有3萬5千名越南人從曼谷搭船通過海防港進入北越。到1964年時，美國為了執行轟炸北越任務而挑起了著名的「東京灣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越南稱北部灣事件），「自願回鄉」作業因此受到阻礙。
對於南越政府來說，由於擔心越共趁機混入南越，所以泰國與南越的談判重點放在這些越僑該如何入籍泰國。根據越南文獻顯示，到1975年南北越統一時，共計約有8萬越南人定居泰國。
泰國血液中的越南基因
由於泰國的華人勢力龐大，而且漢字仍能在很多泰國的華人宗廟上看到，因此，華人文化影響泰國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察覺到的現象。但如果我們攤開16到18世紀的國際貿易和宗教傳播歷史，其實安南人默默地隨著華人一起抵達暹羅這塊土地，共生共榮；近代的越南人則因為國家戰亂，無論是自願或被迫，他們在泰國及越南兩地不斷游移遷徙；進入21世紀，越泰通婚人口不少，加上許多越南人到泰國工作或開創事業。雖不明顯，但泰國的血液裡其實蘊含越南基因，只是必須從巷弄和細節中尋找越南的蛛絲馬跡。
【註】越南語當時稱此地為會安舖（Hội An Phố），簡稱會舖（Hội Phố），歐洲人再稱為Faifo；雖然有些資料指出可能是歐洲人發音訛誤，但由於當時的「會舖」也聚集許多中國南方的潮州及廣東商人，Faifo可能來自南方華人對越南城市「會舖」的發音，值得進一步探究。
參考文獻：
- Bisalputra, P. (2017). Ceramic Trade between Early Qing China and Late Ayutthaya, 1644-1767.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ume 105 : 1-42.
- L’église Saint-Joseph d’Ayutthaya célèbre les 350 ans du vicariat apostolique de Siam.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檢自https://missionsetrangeres.com/eglises-asie/leglise-saint-joseph-dayutthaya-celebre-les-350-ans-du-vicariat-apostolique-de-siam/(Aug. 5, 2020)
- Mgr François Pallu (1626-1684).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檢自http://missionsetrangeres.com/mgr-francois-pallu-1626-1684/(Aug. 5, 2020)
- Người Việt tại Thái Lan(在泰國的越南人)檢自https://vi.wikipedia.org/wiki/Ng%C6%B0%E1%BB%9Di_Vi%E1%BB%87t_t%E1%BA%A1i_Th%C3%A1i_Lan#cite_note-8(Aug. 5, 2020)
- Ven.Phra Palad Buddhisaro, R. (2018). Annam Nikaya Buddhism on Vietnamese Style in Thailand: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Thu Dau Mot University-Trường Đại Học Thủ Dầu Một Thu Dau Mot City, Binh Duong Province, Vietnam. 7-8 December 2561 http://gps.mcu.ac.th/wp-content/uploads/2016/09/Paper_Annam-Chaiyaphum-Journa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