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國恥論」的建築印記
作者：法蘭克 （遊四方）
聯經出版社翻譯了一本由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夏恩史崔特（Shane Strate）於2015年所著的「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The Lost Territories–Thailand’s Histor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作者爬梳泰國歷史以及媒體文獻，認為泰國民族主義像是一枚錢幣的兩面：一面是我們熟知的概念，也就是東南亞各國中只有泰國未曾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正是因為泰國英明的王室具有相當靈活的外交手腕；另一面則是較不鮮明卻會在關鍵時刻發揮效果的「國恥論」。
「國恥論」給予泰國歷史事件一個新的切入點，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閱讀泰國近代歷史，而恰好書中幾乎每一章都以泰國地標或建築作為「國恥論」的印記，為了體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請各位讀者不妨一起透過幾張照片來瀏覽夏恩史崔特的「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國恥論的起源
19世紀中期的暹羅王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都必須面對西方船堅砲利，在拉瑪四世期間，暹羅和英國在1855年簽署了《鮑林條約》（Bowring Treaty），保障英國在暹羅領土上的治外法權，也就是在暹羅王國領土上的英國人不受暹羅法令的審判，這和當年清朝在鴉片戰爭後，中英於1834年簽署《虎門條約》後所讓渡的領事裁判權雷同。
讓渡治外法權並未讓暹羅王國的子民感受到太大的差異，條約本身甚至對暹羅的貿易以及曼谷皇室的權威有正面的幫助，直到1893年法國─暹羅危機，以及同年北欖海戰（Paknam incident, วิกฤตการณ์ปากน้ำ）泰國海軍大敗後，法暹簽署的條約中，納入了法國精心設計的一套擴張《鮑林條約》治外法權的系統，不斷挑戰曼谷皇室對內的權威，暹羅至此才真正展開「修改條約運動」。
在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的「修約運動」期間，暹羅菁英內心種下了國恥論的因子，保皇派及軍系派兩派菁英開始對「暹邏的主權倒底是何時喪失？」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暹邏主權的喪失時點」可以用「選定創痛」（chosen trauma）這個概念來理解：「透過祖先受難記憶的重構，可以讓國家、宗教群體、或種族產生一種團結意識。而且即使受難一代人與後代間隔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創痛』的意識依然可以很強烈，還能在時機成熟時浮出檯面」。這個概念也就是貫串本書的「國恥論」。
北欖海戰的恥辱
國恥論得以建構主要有兩個要件，首先是1932年泰國政變，結束卻克里王朝絕對王權的時代；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以閃電戰入侵法國，法國立即在1940年投降。泰國政變使得軍事強人披汶領導的政府得以重新詮釋泰國過去的歷史，而法國戰敗投降則讓泰國軍政府的民族主義有了宣洩的管道。
泰國在20世紀初與法國的北欖海戰衝突後割讓了部份領土，由於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選對邊，泰國曾以戰勝國的身份向西方爭取消除不平等條約，但是領土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二戰初期德國入侵法國，新成立的維琪政府在殖民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當時以披汶（Phibunsongkhram,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為首的軍政府終於在1941年1月5日入侵法屬印度支那，並佔領今日屬於寮國及柬埔寨的龍坡邦（Luang Prabang）、詩梳風（Sisophon）、馬德望（Battambang）及暹粒（Siam Reap）部分地區。
在披汶軍政府準備「奪回失土」的過程中，透過媒體不斷地形塑泰國人民對歷史的記憶，由於1932年的政變已經大幅降低泰皇的實權，軍政府重新詮釋1893年的法國–暹羅危機，把暹羅演繹為犧牲者而非勝利者，雖然軍政府並未一味怪罪皇室，但將原本泰皇的英雄事蹟邊緣化，強調西方殖民國如何欺侮暹羅，從而顯示出軍政府在對抗西方強權上的全面優勢。
天主教─法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批汶政府對外靠的是佔領前述四府，對內則是展開對天主教會的壓迫，並且把天主教形塑為法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點不難理解，畢竟泰國對天主教保持戒心的歷史其來有自。自大城王朝起，泰國統治者就將天主教傳教視為外國勢力影響王國內政的一種手段，一直與教會保持距離。卻克里王朝朱拉隆功王頒布敕令允許教會進入東北傳教，但是朱拉隆功也擔心傳教活動會影響中央集權的進度，或擔心傳教士其實是間諜。但事實上，傳教士旨在強化教會勢力對當地社區間的影響力，對於法國殖民政府或是泰國王朝這兩個世俗政權同樣毫無信任感。
不過，傳教士在19世紀80年代起開始利用不平等條約的「治外法權」，在東北建立「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關係，為泰國東北的越南人、寮人或是山區少數民族提供保護，甚至出現神父禁止信眾在成為公務員時喝「效忠水」，讓當地暹羅官員頗為頭疼，王朝內部開始出現天主教教士是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說法。綜合來說，在前面提到的1893年法國–暹羅危機之前，教會是倚仗法國領事館的支持而傳教，並非法國領事館利用教會擴張勢力。1893年之後，法國政府濫用治外法權，讓泰國民族主義者開使能用選擇天主教就等同選擇法國這樣的論述，來強化其愛國主義。
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泰國
隨著納粹德國擊潰歐陸殖民母國，日本趁勢奪取這些殖民霸權在東亞的殖民地，其中也包括東南亞，由於泰國位於法屬印度支那以及英國殖民地之間，英日又分屬二戰不同陣營，泰國勢必需要在兩強間擇一依靠。日本提出的泛亞主義在中文文獻中比較常聽到的是「大東亞共榮圈」，對泰國而言，「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就是趁西方帝國解體產生的權力真空，由亞洲國家進入填補，日本有這樣的實力，泰國也想要比照辦理，因此批汶政府決定和日本政府合作，除了對英美宣戰外，也與日本合作修建惡名昭彰的「泰緬鐵路」，批汶曾說：「日本要建這條鐵路很好。我們可以跟在日軍後面散播我們的文化。盟國就是這樣合作的。」
在與日本合作的過程中，批汶政府持續透過各種宣傳方式來進一步強化國恥論的論述，強調日本與泰國人民間的共同經驗，都曾經被西方人侵略並喪權辱國，因此，泰國也應該學習日本現代化、廢除不平等條約，可能的話，還要躋身亞洲甚至世界強權。兩國簽屬結盟時，批汶甚至選在玉佛寺，說明這是亞洲史上兩國佛教國家的軍事聯盟。與日本結盟之後，批汶政府不斷宣揚改革政府才能推翻歐洲殖民帝國的枷鎖，縮小與西方的差異。
二戰後的地緣政治
二戰的結果讓批汶政府建造大泰帝國的夢碎，隨之而來的是戰敗賠款以及領土重劃，批汶政府也早在1944年引咎辭職。然而在美國戰後重建世界秩序的大戰略考量下，決定穩定亞洲各國局勢，以遏阻共產黨的勢力在亞洲蔓延，因此開始協助泰國新政府重新書寫泰國加入日本陣營的歷史論述，讓人們相信，泰國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成為日本的馬前卒，並非窮兵黷武的民族，泰國作為曾和日本結盟的國家所受到之懲罰並不那麼嚴重。然而，美國也必須考量殖民母國在東南亞的利益，因此泰國在1941年佔領法屬印度支那的四府，變成戰後法國在談判桌上極力爭取的標的，經歷費時的談判以及邊境衝突後，四府最終落入法國手中，種下日後泰國國恥論捲土重來的因子。
與泰柬寮邊境四府爭奪戰有關的，是矗立在曼谷市中心的勝利紀念碑（Victory Monument, อนุสาวรีย์ชัยสมรภูมิ），當年批汶政府為了紀念從法屬印度支那取得四府，特別建造這個紀念勝利的紀念碑，不過隨著二戰軸心國戰敗，勝利紀念碑成為令政府顏面無光的象徵，於是便把紀念碑逐漸轉型成為軍人公墓，成為泰國所有對外戰爭陣亡將士的紀念碑，讓勝利紀念碑當初成立之歷史背景更加模糊，避免民眾將失去的四府以及紀念碑聯想在一起。
柏威夏神廟主權爭議
柏威夏神廟（Preah Vihear）本身位於泰柬邊境上（有關神廟介紹可參考《想像的邊界》一文），當泰國從法國手中取得四府時，神廟實際上就是在泰國控制的領域內，1946年後又再度回到法國手中。直到1953年，泰國政府在素可泰展開國家古蹟重建工程，而該年也剛好是柬埔寨獨立，泰方認為法國撤離柬埔寨是將柏威夏神廟歸屬重啟談判的大好時機，於是派遣軍隊進駐神廟，此舉造成柬國各界譁然，兩國輿論針鋒相對，柬埔寨最終在1958年訴諸國際法庭。
從1958年到1962年判決出爐之間，泰國政府重施故技，開始利用此事件重新點燃國恥論，激起民眾對失土的憤慨，判決結果公布後，甚至有民眾投書報紙稱：「如果我們泰國人遵守國際法庭這些腐敗的裁決，我們今後一定還會失去更多土地。今天是柏威夏，明天會是華富里。」華富里（Lop Buri, ลพบุรี）位於大城北方，是當年吳哥王朝勢力範圍所及之處，該地最著名的三峰塔（Prang Sam Yod, พระปรางค์สามยอด）就是吳哥王朝的建築風格，而民眾極端的投書內容，顯示當年泰國政府推行國恥論述確實收到功效。
由於不肯將國際法庭的裁決視為最後結果，泰國政府將柏威夏神廟與失土概念綁在一起，讓這個爭議可以在適當時機重新出現，2008年柏威夏神廟獲得聯合國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時，爭議的確再起，甚至爆發邊境武裝衝突，當時內閣必須面對被倒閣的危機。
夏恩史崔特在書末陳述了國恥論研究的動機，在於研究這種論述對於塑造民意的效果為何，但實際上他也認為評估泰國民意相當困難，因為民眾缺乏表達的空間，主要媒體遭到政府主導，而未來倘若泰國政府又再度受到外力威脅，那麼國恥論述也許又會重新出現。
誰詮釋的歷史
從北欖府的五世皇砲台到北碧府的泰緬鐵路，再從首都曼谷的勝利紀念碑到泰柬邊境的柏威夏神廟，這些地標背後隱含許多歷史，有些展現出國家的強大，有些隱藏著失敗，但是政府如何詮釋，造就其國民甚至外國遊客對泰國輝煌歷史的認證。
也許是身為曾被西班牙、荷蘭以及日本殖民的台灣人，在遊覽泰國名勝古蹟時，總會覺得泰國因為未曾被任何國家完整的殖民過，所以才能昂首展現出自身獨特的文化，即便是朱拉隆功大帝所建造的歐化建築物，也都能解釋為推動英明帝王推動現代化的證據。對台灣來說，再怎麼讚頌總統府的建築風格，她依舊是日本帝國建築師的實驗作品，在民族榮光上好像還是矮人一截。
但如果回過頭想想，台灣的殖民歷程造就了今天的台灣，人民好像也習慣了東拼西湊的多元文化，重新孕育出自我意識。另一方面，泰國其實也是殖民主義受害者，但卻小心翼翼地捧著從未被殖民的光榮歷史，深怕國恥幽靈浮現，然而在必要時，野心政治家依舊會召喚昔日的幽靈，服膺統治者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哪一國人民，總是受制於統治者的歷史詮釋，而本書最重要的價值應該是喚醒大眾必須對歷史更獨立地思考，以免成為民粹主義的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