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貿易航道上的海商王─北大年的林道乾
作者：法蘭克（遊四方）
15到16世紀之交，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以及歐洲地理大發現這兩大歷史潮流相互擦撞出火花，東西文明在海上的互動讓世界歷史合而為一，身處貿易航線上的台灣，也從此成為世界貿易史的一部份。台灣最早的華人政權鄭氏王朝便是依賴海上貿易起家，可說是這段歷史的最佳註解。不過在這片土地上，早在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前，就已經是不少中國東南沿海貿易船隊的落腳處，例如高雄人可能對林道乾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台灣民間故事中「柴山埋金」以及「打狗隙」的由來，正與林道亁這位被明朝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倭寇」有關。
相傳林道乾遭明朝將軍趕至高雄柴山（即壽山）一帶，沒想遭明軍水師圍捕，為突破重圍，林道乾拿出寶劍向西一劈，柴山便出現一個大缺口，讓這海上梟雄得以逃脫。傳說中的缺口就是「打狗隙」，正是今日旗津和壽山之間的海上通道；另外，因為緊急撤退而來不及帶走的金銀財寶，傳說就藏在柴山之上。但傳說終究只是傳說，根據呂自揚的明清歷史文獻考究發現，林道乾根本就沒到過台灣，他的故事應該和另外一位姓林名鳳的「倭寇」混淆了。
根據可信度較高的第一手資料《明實錄》記載，1566年，專剿「倭寇」的明朝總兵俞大猷和戚繼光聯手大破吳平，作為吳平副手的林道乾便在此時嶄露頭角，不時聚眾千人、駕數百艘船攻擊政府官兵，根據紀錄，林道乾最高曾統御五千多人。以明朝軍隊「衛所制」5,600人為一衛、1,120人為千戶所的編制來看，林道乾或是當時其他知名「倭寇」，其實已經不僅止於「海盜」的規模，他們實際上控制的軍力相當於一個明朝軍隊編制中最大單位「衛」，幾乎可以稱得上軍閥割據，發生「海賊六百餘人破甲子門所，殺千戶董宗儒」這樣的事件也不足為奇。
對明朝兵部官員來說，林道乾「叛服不常」，狡猾至極，多次名為接受招安，實則盤據山谷休養生息，聚眾如故，最終，在朝廷「蕩寇」的壓力下，林道乾在1573年決定出奔海外，明朝官方在1580年的報告中認為，林道乾已經竄逃到「大泥、暹羅」。明朝古籍中的大泥，指的就是今日的泰國南部的北大年府一帶。
北大年王國在15世紀末左右成為東亞海上貿易的要角，巨大的貿易財富使北大年成為區域內舉足輕重的王國之一，尤其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同在馬來半島上的麻六甲王國之後，北大年王國一躍成為區域內幾個重要的香料貿易中心，來自四面八方的中國、日本、葡萄牙、伊斯蘭商人蜂擁而至，創造了北大年王國的黃金年代，甚至讓她在1563年有能力出兵協助緬甸攻打暹羅的大城王朝。
當年的馬來半島上早就不乏華商的蹤跡，早在1405年到1433年鄭和七度下西洋的過程中，華人便在南洋各港口落地生根。林道乾在1573年準備出逃海外時，就曾經透過在馬來半島上「彭亨王國」裡擔任一官半職的姪子林茂取得和北大年王國的聯繫；暹羅的使者還跑到明朝朝廷告狀，說林道乾「專務剽略商賈」，並打算帶兵與北大年王國聯手進犯大城云云。
事實上，東南亞華商從15世紀開始便成為東亞貿易的關鍵要角，除獲得當地人信任外，也能擔任傳譯。西歐國家要一直到達伽瑪在1495年繞過非洲好望角前往亞洲後，才開始在亞洲各地建立要塞。對這些剛剛起步拓展海外貿易的西歐國家來說，最大的問題並非是控制當地居民，而是如何掌控已和當地居民取得信任關係的華商。為了打通關節，葡萄牙人發展出「甲必丹」（Captain）制度，透過選出華商代表負責管理東亞航道上的貿易事務。有些華商和西歐商人聯手成為了「甲必丹」，有些則直接與東南亞當地居民建立姻親關係，強化自身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比方說鄭成功就是鄭芝龍和日本田川氏所生，或是本文的主角林道乾，據北大年華僑的傳說，他當年也娶了北大年王室的公主，並且皈依王國國教伊斯蘭。
從北大年華人的口中，林道乾不僅成為了王室的女婿，還為北大年監造兩尊新式「佛朗機砲」，相傳在測試大砲時意外炸死。暹羅卻克里王朝在18世紀攻克北大年時，把兩尊大砲運回曼谷，其中一尊沈入海底，另一尊名為「披耶大年」（พญาตานี, Phaya Tani）則陳列於國防部前面。時至今日，北大年府的府徽依舊是以這尊大砲作為象徵，北大年市區橋上的「披耶大年」複製品，其英文解說介紹大砲的監造人是「Tok Kayan」，也就是林道乾的馬來語名稱。
不僅如此，林道乾因為皈依伊斯蘭，今日北大年市區東方的庫塞清真寺（Masjid Kerisek, มัสยิดกรือเซะ）相傳是林道乾所修建；或許海上貿易的利潤讓林道乾在親屬關係和信仰兩方面都深陷北大年而無法自拔，他的妹妹林金蓮為了勸他回廣東故土，不惜自縊，當地華人稱「林姑娘」，北大年市區的「林姑娘廟」就是紀念林道乾的妹妹。
初聞前述華人社群口耳相傳的故事，只覺林道亁一人竟能串起整個北大年府最主要的幾個觀光景點，實在令人嘖嘖稱奇，但隨即想到林道乾在台灣那些無稽的傳說，已證明即便是《鳳山縣志》這類官方編纂的史料都有可能以訛傳訛，更何況只靠北大年華人社群的一面之詞？尤其瞥見庫塞清真寺牆上的馬來文簡介說道，該清真寺為北大年統治者伊斯邁沙阿蘇丹（Sultan Ismail Shah）於1514年下令興建，建成時間為1530年代前後，此時林道亁根本還未出現在史籍中，北大年林道乾的傳說沒準又是另一個以訛傳訛？幸好，北大年還有來自歐洲的香料商人，他們的所見所聞也許能夠作為第三方的佐證。
曾經在1601年率領荷蘭貿易公司船隊駛入澳門的海軍上將范內克（Jacob van Neck），曾用文字紀錄刻劃1602年北大年的模樣，他的最初印象就是此地人口組成為馬來人、暹羅人以及華人三大族裔，三者宗教文化語言迥異，尤其馬來人寫字像阿拉伯文由右至左、暹羅人寫字像歐洲人、中文則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很難想像這三群人彼此這麼近，文明表現的差異卻如此巨大。
范內克也指出，當地的清真寺是由華裔工人以紅磚建造；此外，由於范內克曾提及當時的北大年「綠女王」（Raja Hijau）是因喪夫而繼位成為女王，而此節與馬來文文獻《北大年史記》（Hikayat Patani）所記載「綠女王」因父王「巴赫杜爾」蘇丹（Sultan Bahdur）遭暗殺且無男性子嗣而繼位的說法不符，因此有學者推斷，傳說中林道乾娶了一位王室女性很可能就是「綠女王」，林道乾因此在北大年王國獲得崇高地位，使得范內克誤以為「綠女王」是「遺孀」。
然而，綜觀范內克的紀錄，似乎未曾指名道姓地提到「林道乾」或「Tok Kayan」，以及任何華人姓名。再者，根據馬來西亞的文獻，那尊佛朗機砲「披耶大年」的鑄成時間一說是在1560年代，一說是在1616至1624年之間；如果是前者，那時林道乾尚未「出道」，如果是後者，依據范內克的記載，假設林道乾真的娶了「綠女王」，那他也早就在1602年以前撒手歸西，如何能監造大砲？也許華人在當時的北大年確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林道乾是否真的娶了公主、信了伊斯蘭、蓋了清真寺？實在難以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中斷定，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由於《明實錄》提到林道乾敗走北大年，再加上馬來文獻提到了製造「佛朗機砲」工匠的名字為「Tok Kayan」，恰巧與林道乾的南方漢語發音相近，便自然而然成為北大年華人社群的代表圖像。
行筆至此，北大年林道乾的故事在我看來，是馬來人和華人兩個族裔的歷史以及不同觀點相互交織而成，也是北大年多元本質的一個面向：
對北大年馬來人來說，一個華人成為穆斯林蘇丹的「救世主」怎麼想都不是很合邏輯，事實上，許多文獻指出，北大年在1785年遭拉瑪一世征服之後，北大年的族裔、宗教及歷史文化主體性就不斷遭到泰國政府刻意淡化，此舉也助長泰南分離主義更加興盛，北大年的大砲本尊被遷移到曼谷國防部面前這件事，對北大年民族主義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羞辱，2013年中央政府複製了一個尺寸一半大的「披耶大年」放在庫塞清真寺前面，幾天後隨即遭分離主義者炸毀。
對北大年的華人來說，林道乾曾任地方小吏，逐漸茁壯成為海上霸王，還踏上偉大的航道和異邦女王結為連理，最後成為外國政府的軍火商，簡直是16世紀末葉斜槓青年的代表，姑且不論如何考據這些傳說，16世紀的北大年確實到處可見華人，而且華人在當地政府眼中似乎都是得力助手，和明朝政府紀錄裡的「倭寇」差異很大。
明朝雖有鄭和下西洋以及朝貢貿易，但整體說來是採取海禁政策，白話來說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不過海上貿易是一門殺頭生意，誰不想分一杯羹，地方豪強自然而然就成為「武裝海上商團」的首領，明朝便把「點燈」的百姓定性為「倭寇」並且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林道乾和後來的鄭芝龍、顏思齊等人都可說是「被倭寇」了。
面對東亞航道的詭譎多變，還在歐陸為獨立而奮戰的荷蘭不願單打獨鬥，於是在1602年成立「東印度公司」，該公司具備代表荷蘭政府宣戰、媾和、締約的權力，當然也具備強大的海上火力。同樣是用武力奪取貿易壟斷優勢的商業集團，一群被稱為「倭寇」，一群則被稱為「史上第一個跨國企業」，為了衡平不同史觀，也許我們該用「海商王」來還給林道乾等人一個公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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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昭東，2018，〈《朝貢貿易與仗劍經商》：西方國家最大的問題不是殖民地居民，而是中國商人和華僑〉，檢自「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876 (Dec. 3, 2020)
